数字28

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中国代表中，最为年长的是45岁的何叔衡，最年轻的是19岁的刘仁静，而13人的平均年龄是28岁。

28，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。

28年后的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
02

两湖人、北大人、旅日人最多

13位代表中，“两湖”人共有9位，占70%。除了湖南代表毛泽东、何叔衡，湖北代表董必武、陈谭秋，上海代表李达和旅日代表周佛海也是湖南人，而上海代表李汉俊、北京代表刘仁静和陈独秀个人代表包惠僧，都是湖北人。

代表中与北京大学有关系的有5位，分别是曾就读北大的陈公博、张国焘、刘仁静，以及曾在北大工作过的毛泽东，和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。另外，陈独秀和李大钊，虽未参加一大，但无疑是中共的重要创立人，二位都曾在北大任职任教。

代表中曾留学日本的有4位，分别是董必武、李达、李汉俊、周佛海。另外，“南陈北李”也是留日归国。

03

会场和住地是如何确定的？

这两点都要归功于上海代表李达的妻子王会悟。上海代表作为接待方，李达把会务安排的工作委托给了王会悟。

王会悟认为，会场不能选在旅馆，所以想到了另一位上海代表李汉俊居住的公馆。后来王会悟回忆说：“因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公寓里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，李汉俊住的就是其中一处公馆，如果在此公馆开会，就比较安全。”另外，李书城当时在孙中山广州政府担任要职，身份上也比较有保护性。

代表住地是离李公馆不远的博文女校，当时正值暑假，校舍正好空着。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是黄兴的夫人徐宗汉，而王会悟曾做过她的秘书。

但当时徐宗汉并不在上海，所以王会悟联系的是女校校长黄绍兰。王会悟预定房间的名义是“北大暑期旅行团”，而黄绍兰的丈夫，就是在《觉醒年代》中多次出现的，北大文学系教授黄侃。因此，博文女校顺利地成为了一大代表们的住地。

代表中有9人住在了博文女校。没住的4人，是两位上海代表，携妻参会顺带度蜜月的陈公博，以及张国焘。张国焘是第一个抵达上海的代表，所以租了房子（也有说住在朋友家），但会议期间，他也曾在博文女校住过。

04

陈公博为什么留下来应对巡捕？

在我们熟知的一大历史中，最惊险的部分，就是7月30日晚，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，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开。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，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，建议马上中止会议，大家迅速转移。

十几分钟后，法租界巡捕包围并搜查了会场。

电视剧《光荣与梦想》

而留在会场应对巡捕的，是李汉俊和陈公博。李汉俊是公馆的主人，自然要留下，那陈公博为什么留下呢？

当时事发突然，而且也还未形成党内领导机构，所以陈公博的行为属于自告奋勇。

电视剧《光荣与梦想》

有一种说法，陈公博的这种自告奋勇，是为了表达对张国焘的不满。陈公博在《我与共产党》一文中曾写到：“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，故推他做大会主席，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。”

可见，这种不满是存在的。那么就可以推测，当危险来临时，作为大会主席的张国焘，没有安排任何应对措施，就自己撤离了，势必会引起陈公博的进一步不满，甚至是鄙视，进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这种不满。

当然，陈公博当时的内心活动，现在是不可能还原了。所以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：从客观上讲，陈公博留下是最合适的。因为他的“蜜月旅行”身份，掩护性更强，而且他不住在博文女校，万一遇到巡捕进一步查证，不会牵扯到其他代表。

05

红船上，为何少了两位代表？

原以为这一点并不“冷门”，但在查资料的时候，看到一份5年前的报纸，却把南湖红船上的代表人数写成了13。

从上海到嘉兴，有两位代表没有登上南湖画舫，分别是陈公博和李汉俊。

陈公博中途缺席的原因，因为十年前的《建党伟业》，而被大家所熟知。如前所述，他是带着新婚的妻子一起来到上海的，而他们下榻的大东旅社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陈太太受到了严重的惊吓，导致陈公博不得不提前退出会议。

电影《建党伟业》

一个月后，陈公博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：《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》，里面记录到：“这次旅行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，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。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41号，那谋杀案就在隔壁42号。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，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利的枪声，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。”

另一位没有去嘉兴的是李汉俊，理由比较简单合理：会场被巡捕盯上了，而他是会场的主人。《建党伟业》里并没有交代李汉俊缺席红船的原因，但《光荣与梦想》里提及了这一点。

总之，陈公博和李汉俊，是留下来应对巡捕，掩护大家撤离的两位一大代表，但又是一起缺席了后面会议的代表，未来，却成了最早脱离共产党的两位代表。

这或许只是一种巧合，但同样令人唏嘘感叹。

06

为何中共的最高职位是书记？

以前听到过一种说法，说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一大的时候担任了书记员，所以后来把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。

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杜撰，因为一大选举的中央局里已经有了书记这个职位，当选者为陈独秀。而且当时的书记员有两人，除了毛泽东，还有包惠僧。

电视剧《光荣与梦想》

书记这个称呼，确实最早出现在中共一大，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，而是翻译并沿用了苏联共产党的职务称呼。

据说早在1844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巴黎会面期间，二人就讨论过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称呼问题，最后确定为“书记”。因为书记是官僚等级体系里，最低的事务级职位，但却又是最接近群众的一个。

用“书记”称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，显示的是为民做事，不作官僚的决心。

1925年，党的四大召开，党章中规定：“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。”这是中共中央设立总书记一职在党章中的最早规定。

07

为什么党的生日是7月1日？

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的记载，中共一大的开幕时间是明确的：1921年7月23日晚上，不明确是闭幕时间：有7月30日、7月31日、8月1日、8月2日、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

那么，党的生日为什么不定在7月23日，而是7月1日呢？

7月1日作为建党日，第一次出现是在1938年。

那一年，中共中央准备在延安举行建党17周年活动，需要确定具体的日期。于是他们询问了当时在延安的唯一两位一大代表：毛泽东和董必武。

但因为在到达延安前的十几年里，中共长期处在游击战、运动战的状态里，经历了无数的生死考验，所以，党的早期文件大多没能保留下来。毛泽东和董必武对于一大召开的时间，已无法记起是具体哪一天。

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说：“1921年5月，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。”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习惯，毛泽东指的是农历5月，推算一下，公历时间是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。

后来毛泽东询问了董必武，董必武说只记得是7月，但不记得是哪一天。于是，二人商议后，将7月1日作为了建党的纪念日。

1938年5月，毛泽东在著名的《论持久战》中，第一次提到了这个纪念日：“今年7月1日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。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，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。”

那么问题又来了，7月23日这个日子，后来又是怎么确定的呢？

这里面的功劳，大部分要归功于一大代表陈公博，这大概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最大贡献了。

前面提到过，陈公博在1921年8月，就发表了文章《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》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陈公博把参会说成“旅行”，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说成“外国教授”。文章中的旅行启程时间是7月14日，抵达上海是7月21日，并在第二天见到了外国教授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一大召开的可能时间应该是7月22日及以后。

这篇文章发表于1921年，但被史学家发现，是在1960年。同年发现的，还有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一篇硕士论文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》。这篇论文的6个附录里，就包括了遗失已久的一大珍贵文献：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》。

陈公博得以保留这些文件的原因有两个。一是作为广东代表，他需要把大会的成果带回广州，供陈独秀审阅；二是他在1922年脱党，不久便赴美留学，并随身带走了这些一大文件，写进了自己的硕士论文。这些珍贵文献也因此躲过了战乱，一直尘封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。

最终，史学家们根据这篇论文的内容和时间点，推测出了一大开幕的时间为1921年7月23日。

至于闭幕时间，通过陈公博的《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》，和下面这张100年前的《申报》，仅能推断出11位代表中止上海会议的时间是7月30日晚上。

历史有时候充满了巧合和不可思议。

枪杀了自己情人的那位张先生，应该完全想不到，他的枪声导致了一位中共一大代表退出会议，而报道这起谋杀案的新闻，又成为了研究这次伟大会议的一个时间坐标。

一个小人物，就这样在不经意间，与一场历史大事件发生了关联。

《建党伟业》中的“张先生”